第13课 中国古代的户籍制度与社会治理

明朝南京后湖（今玄武湖）湖心，有5个小岛。洪武初年，在湖心旧洲岛上修建了9间库房，安放30个档案架，用来存放户籍册“黄册”。到明朝后期，库房已达到900多间，遍布5个小岛，收贮黄册150多万本。收贮黄册的后湖成为贮藏地，由户部派官员专门管理，一般人不得轻易进入。对封建国家而言，赋役是国家财政的根本，而户籍是赋役征发的依据，因此历代王朝都非常重视户籍的建造和管理。图为明朝南京后湖黄册库示意图。

▲南京后湖黄册库示意图

历代户籍制度演变

国家大规模编排民户，制定户籍，始于战国时期。秦献公十年（公元前375年），“为户籍相伍”，即以五家为“伍”的办法编排户口。《商君书》说：“四境之内，丈夫、女子皆有名于上，生者著，死者削。”这是指无论男女，都在政府的簿籍上有登记。秦朝的户籍实行分类登记制度，除一般百姓的户籍外，还有宗亲贵族的宗室籍、官吏的宦籍、商贾的市籍等。秦末，刘邦攻入秦都咸阳，将领们都去抢掠藏金帛财物的府库，唯独萧何注意搜集丞相与御史府中的“律令图书”，因而能够了解秦朝的山川险要、郡县户口，可见萧何所收图书之内应有户籍。 汉朝丞相主管全国户籍工作，各级地方政府也均有专门人员主管户籍。户籍上登记姓名、性别、年龄、籍贯、身份、状貌等内容。政府为掌握人口数，也会定期进行人口调查。东汉末年，战事频繁，人口流动加剧，地主豪强与国家争夺人口，户籍散乱。隋统一后，制定“输籍法”，重新核定户籍。唐承隋制，管理更严，户籍三年一造。政府会通过人口核查将逃避登记的人口搜查出来，称为“刮户”。

东晋的黄籍和白籍

▲元亦集乃路户籍文书

▲徽州府祁门县江寿户帖

洪武三年（1370年），朱元璋命令全国调查户口，推行户籍制度。这版洪武四年（1371年）颁发的户帖除刊印了朱元璋的圣谕告与之，还登记了江寿保一家的入口、田产、房舍等项。现藏于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嘉靖严州府遂安县黄册原本

册纵50厘米，横75.5厘米，两页之间钤列签官印，为明朝所造黄册原本之一件。现藏于上海图书馆。

历代基层组织形态与基层社会治理

从秦汉到明清，县是最基层的行政机构，下设直接管辖民众的基层组织。秦汉时期，县下设乡和里。乡设三老，掌教化；设啬夫，掌狱讼、赋税；设游徼，掌捕盗。里设里正。乡里之外有亭，设亭长，负责传递政令和维护治安。乡官、里正、亭长都由本地有产业、有德行的人担任。后代沿袭这种乡里制度，稍有变化。唐朝以百户为里，五里为乡，城内设坊，郊外设村，设里正、坊正、村正。明朝实行里甲制，十户为一甲，一百一十户为一里，设甲长、里长。 历代政府注重建立基层民众的自我管理与相互监督机制。秦汉时期的什伍组织，以五家为伍，十家为什，百家为里，互相监督。唐朝的邻保制度，以四家为邻，五邻为保，彼此之间相互监督。北宋王安石实施的保甲制即渊源于此。明朝王阳明朝任南赣巡抚时推行十家牌法，要求十家总编为一牌，开列各户姓名，由十家轮流收掌，每日沿门按牌察有动静，发现有面生可疑之人，就向官府举报。清初实行里甲制，后来改而推行编制严密的保甲制：从城市到乡村，以十户为牌，设牌长；十牌为甲，设甲长；十甲为保，设保长；每户给印牌一张，写明本户丁口、从业状况，户内外有人外出或有客来访都要注明；保长、甲长、牌长每天傍晚稽查各户有无异样。至此，兼具区划和户籍管理性质的乡里制与旨在维护社会治安的保甲制合一。

▲明洪武河南卫辉府汲县迁移碑

此碑碑文记述了110户农民集体迁徙至卫辉府汲县及卫河村居住生产的史事，刻有110户农民及里长、甲首的姓名。

历代社会救济与优抚政策

古代社会生产力水平低，自然灾害频发，人民生活缺少保障，这就需要国家和社会提供必要的、及时的救助。孟子尖锐批评了统治者“途有饿莩而不知发”的行为。《墨子·七患》说：“仓无备粟，不可以待凶饥。”社会救济为民众提供了一定的生活保障，以保证人口繁衍和正常生产活动的进行，客观上有助于维护统治。

▲东汉彩绘木鸠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