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7课 中国古代的法治与礼教

▲《孟子圣迹图 ·扩充仁心》

战国时期，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来到魏国都城大梁，得到梁惠王接见。梁惠王见面的第一句话是：“叟不远千里而来，亦将有以利吾国乎?”孟子却回答说：“王何必曰利? 亦有仁义而已矣。”整场问答中，孟子始终对梁惠王大谈君主应如何行仁政，希望君主有一颗仁义之心，自然能感化民众。当然，孟子并没有说服梁惠王。这幅图选自清人所绘《孟子圣迹图》,表现的是孟子见梁惠王时的情景， 题为“扩充仁心”。

先秦时期的德治与法治

儒家的德治思想有积极意义，但法家的法治思想更符合战国时期各国富国强兵、 政令统一的需要。 夏商时期，君王及奴隶主贵族可以随意殄灭民命， “人殉”就是例证。西周统治者建立起以宗法为核心的礼制，同时提出“敬天保民”的思想，有一定的进步性。东周时期，王室衰微，大国争霸，礼崩乐坏，周王朝礼制社会秩序崩溃。诸侯国君们纷纷寻找治国新思想，而以儒家的德治思想与法家的法治思想影响最大。 战国法家思想形成之前，历代统治者其实已经使用法律来治理国家了。《左传》记载，夏朝有《禹刑》,商朝有 《汤刑》,周朝有《九刑》,表明早期国家可能已经有了法律。中国最早的成文法出现在春秋时期。郑国的子产“铸刑书”,把刑法浇铸在金属器皿上，制定了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成文法。子产“铸刑书”,引发了一场辩论。邻国一位名叫叔向的官员写信给子产，反对他刊布法律，理由是刑罚适用于乱世，公布刑书会使老百姓更注重争端，而不顾道德礼义。这是早期的德治与法治之争。 春秋战国时期，德治与法治之争在思想界体现为儒家与法家之争。儒家认为人性善，主张德治，代表人物是孔子和孟子。孔子提出，统治者要“为政以德”“节用而 36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三单元法律与教化

印要

爱人，使民以时”,不要过度消耗民力。孟子建议统治者 “施仁政于民，省刑罚，薄税敛”。法家认为人性恶，主张法治，代表人物是商鞅与韩非。商鞅在秦国颁行了一系列法令，奖励耕战，保护新兴地主阶级的权益，鼓励农民通过军功上升为中小地主。韩非提倡君主不要谈礼义，而要以法、术、势驾驭臣下；君主赏罚分明，则臣民必能守法奉令。为保证法令畅通，韩非主张“以法为教”“以吏为师 ”。 儒家主张通过道德礼义教化民众，重视民生与民意， 甚至宣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但儒家思想并不适用于列强兼并、战争激烈的战国时期。在重视富国强兵的君主们看来，儒家的仁政与德治思想，难以落到实处， 是迂腐的、不合时宜的。孟子虽然说“仁者无敌”,实际上却无助于国君们实现他们的强国抱负。相反，法家思想既能带来富国强兵的现实利益，又满足了各国君主专制的愿望。秦王嬴政读过韩非著作后说：“寡人得见此人与之游，死不恨矣。”正是在法家思想的指引下，秦国不断富国强兵，最终统一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君主专制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

▲《韩非子》书影

秦汉至隋唐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秦以法家思想治国，推动了律的编纂。商鞅在魏国李悝 《法经》的基础上，“改法为律”。此后，历朝法典多以“律” 命名。汉朝沿袭秦律，制成《九章律》。秦律与汉律罕存， 但云梦睡虎地秦简、江陵张家山汉墓《二年律令》等出土简牍，极大地丰富了人们对秦律和汉律的认识。秦汉朝廷还会发布法律文告，称“令”。律和令都具有法律效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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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张家山汉简《二年律令》

1983—1984年于湖北江陵张家山247号汉墓出土，共有竹简526枚，简长31厘米，简文含27种律和1种令。

▲《唐律疏议》书影

汉朝律令后来变得繁乱庞杂，条目字数都很多。三国魏明帝减省律令，司马昭主政时对《魏律》又进一步减省。魏晋时期，律令儒家化是最重要的变化，主要是因为汉武帝以后儒家思想成为主流意识形态，儒家知识分子又主动参与法律解释，以经注律，并逐渐主导了律令修纂。 魏明帝在朝廷设置律博士，命令专用儒学思想来解释律令，进一步推动了律令的儒家化。之后，法律以亲属之间的尊卑亲疏为量刑原则，目的主要在于维护儒家提倡的三纲五常。 律在唐初经过多次删繁就简。唐高宗永徽年间，在 《贞观律》基础上修订颁布《永徽律》。后来，唐高宗又命人对律文逐条解释，以便于官吏使用，撰成《永徽律疏》, 即《唐律疏议》。《唐律疏议》继承了汉晋以来立法和注律的经验，是我国现存最早最为完整的封建法典，是中华法系确立的标志。此后，历代王朝大多以此为蓝本创制自己的法律。唐律对邻近的日本也有重大影响。唐律是礼、法结合的典范，例如，对儒家伦理中的“孝”特别重视，要求维护“孝”的伦理的相关律文有数十条之多。 唐朝提倡礼治。开元二十年(732年),唐朝政府颁行了《大唐开元礼》。《大唐开元礼》分吉、宾、军、嘉、 凶五礼，是一部体系庞大、体例严谨、内容繁复的礼仪法典，也是秦汉以来封建礼仪制度的集大成。在社会层面， 唐朝政府推广魏晋南北朝以来重视家训的经验，强化基层教化。

为什么法律与儒学的结合会越来越紧密?

唐朝的法律体系

唐朝法律体系包括律、令、格、式。律是定罪量刑的刑法典，令是行政制度与规则，格是相对律令而言的补充意义的法典，式是关于实施律令的细则法规。

宋元至明清时期的法律与教化

宋朝基本沿用唐朝法律体系，制定法律多以唐律为蓝本。近年来发现的天一阁所藏宋朝《天圣令》,就是以唐开元二十五年(737年)的令为蓝本。元朝对唐宋法律整体上弃而不用，在司法实践中却也广泛援引唐律。明朝以唐律为蓝本制定《大明律》,在司法实践中又特别重 38 国家制度与社会治理第三单元法律与教化视“例”,曾数次重修《问刑条例》,而最后一次重修采取 “律为正文，例为附注”的形式，开创了律例合编的体例。 清朝法典沿袭《大明律》,同样非常重视例，制定了《大清律例》。 宋朝儒学开始向基层渗透，并发展出理学。理学从北宋周敦颐开始，到南宋朱熹集大成。南宋后期，以程颢、 朱熹为代表的程朱理学逐步建立统治地位，控制教育与科举，并通过授徒、书院讲学等方式在社会上广泛传播，甚至深入族规、家训之中。朱熹的《家礼》和《小学》也成为家庭和幼童的行为规范。 宋朝以后，儒学士人投身基层教化，以乡约教化乡里。北宋吕大钧兄弟是乡约的创造者。吕大钧撰写的《吕氏乡约》,是儒学士人教化乡里的范本。明朝后期，乡约改而宣讲明太祖朱元璋的“六谕”。六谕主劝谕，但也有禁约成分，使乡约逐渐带有强制力。明朝儒学士人常常引用《大明律》来解释六谕，不遵乡约的百姓要受族规、乡约处罚，甚至被递解官府治罪。清朝乡约基本延续了明朝的模式，但宣讲内容变成了康熙帝的“圣谕十六条”和雍正帝《圣谕广训》,宣讲时也常常引用《大清律例》。原本由儒学士人发起教化百姓的乡约，经政府利用和推广而具有约束力，并与法律合流。

▲ 天一阁藏明抄本《天圣令》书影

《天圣令》残本仅一册，即《官品令》三十卷中的第二十一卷至第三十卷，包括“田令卷第二十一”“赋令卷第二十二”等。

▲ 清朝的乡约仪式

一、德业相劝；二、过失相规；三、礼俗相交；四、患难相恤。 ——《吕氏乡约》 孝顺父母，尊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 毋作非为。 ——明太祖“六谕” 敦孝弟以重人伦，笃宗族以昭雍睦，和乡党以息争讼，重农桑以足衣食，尚节俭以惜财用，隆学校以端士习，黜异端以崇正学，讲法律以儆愚顽，明礼让以厚风俗，务本业以定民志，训子弟以禁非为，息诬告以全良善，诫匿逃以免株连，完钱粮以省催科，联保甲以弭盗贼，解仇忿以重身命。 ——康熙帝“圣谕十六条” 阅读以上材料，想一想：从宋朝到清朝，乡约所讲内容有何变化?

材料反映了统治者什么样的治理思想?